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曾在《谈天津卫生事业的发展问题》一文中，意味深长地总结道：的这席话，建立在社情的基础上，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对当下，都大有裨益。

  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，此后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改革的探索期。

  在改革探索期，各种思潮激烈碰撞，进步的、落后的，完善的、残缺的，为天下生民着想的、为满足一己私欲的，共同构成错综复杂的思想界。

  在此背景下，长于改革的思想家应运而生，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，他有着鲜明的责任意识，自觉担当时代大任，为思想政治工作殚精竭虑。

  在解决矛盾时，从不以强硬的姿态正面对抗，而是用自己的智慧来四两拨千斤，发人深省，予人以醍醐灌顶之感。

  “火葬场和医院这两个地方能使人受教育”这一观点，便是他用生动叙述来引发国人思考的典型，最早见于于1986年1月13日发表的一篇文章——《谈天津卫生事业的发展问题》。

  在2013年初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收录踏入政界后的所有文稿，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《看法与说法》的书，使上述观点广为人知。

  称，自己常常谈到，人类能从两个地方得到教育：一个是火葬场，因为“在那里不管是什么人，男人、女人，当官的、老百姓都一样，往火炉子里一推，一按电钮，立即变成骨灰。看到了这个情况，还有什么想不开？为些小是小非争个没完没了，有啥意思？捞那么多钱财到头来也是一把骨灰。”

  另一个是医院，因为“在那里不管什么人，一旦病倒住院，什么伟大设想、什么重要工作，都得放下。你才理解人最重要的还是身体，没有身体，其他一切无从谈起。”

  这一席话，既围绕着卫生事业，也彰显出人生道理，意蕴深长，有不少可以让我们深挖的点。

  谈到火葬场带来的教育时，说：“看到了这个情况，还有什么想不开？为些小是小非争个没完没了，有啥意思？捞那么多钱财到头来也是一把骨灰。”

  其中最显著的用意便是敲打“为些小是小非争个没完没了”的人、“捞那么多钱财到头来也是一把骨灰”的人，劝人“心不动于微利之诱，目不眩于五色之惑”。

  由于特别提及当官的和老百姓，我们不妨从官民关系入手，来理解火葬场带来的教育。

  在封建社会，虽然偶有“民可载舟，也可覆舟”地认识，但大体上还是官僚勾结地主阶级，共同压榨农民，之事并不罕见。因此官民之间，官的分量较民的分量更重，天平严重失衡，官民矛盾构成了封建社会基本矛盾。

  在当下社会主义社会，阶级社会的官重民轻关系被打破，取而代之的是“人民当家作主”。但人民并非直接管理国家，而是委托信赖的部分人来“为他们当家作主，做他们的公仆”。

  因此，如今的官员，是寄予了人民厚望的人民公仆，当他们失职渎职、损害群众利益时，人民有权站出来声讨。

  他笔下的争小是小非者，将精力放在争权夺利上，罔顾全局，只守得自己门口的半亩三分地，无以全心全意为天下计，弃人民利益于不顾；拼命捞钱财者，挪用公款满足一己私欲，搜刮民脂民膏，打着不属于自身个人的地的主意，严重损害人民利益。

  身为人民公仆，他们不但没有以强烈的公仆意识为民干实事、干好事、干大事，而且眼里心里都只有个人欲望，到头来都是一场空，只赢得火葬场里的一把火。

  这样为满足一己私欲，不惜损害人民利益的变质“公仆”，真的存在吗？这席话所立足的社情是什么？

  从古到今，官员腐败案不胜枚举，他们弃官德不睬、弃法律不顾，对钱财趋之如骛。如人送外号“黄三亿”的黄胜，主政德州时，他大搞权色交易、助亲友承揽工程、对官位明码标价，贪污数额巨大。

  由于黄胜的蝇营狗苟，德州在他在位十年间，几乎无发展，经济排名全省倒数第一，落后村庄连公路都没有通上，让其他官员和民众敢怒不敢言，使得官民关系开历史倒车。

  这并非个例，老虎苍蝇不计其数，网络热词“表哥”、“房叔”“车爷”的出现，反映出了众多官员脑海中当官为发财、不为人民的错误思想。

  说到底，这样的“人民公仆”，没有摆正自己在官民关系中的地位，不为民着想反而吸民的血，无颜面对信赖他们的人民群众。

  他们的精神已腐朽，寻常的教育已无济于事，所以对他们提了个特别的建议，即去火葬场看看，看身躯成骨灰，人赤裸裸的来，注定会赤裸裸的去，谁也避免不了。

  理解的火葬场教育论，不能只了解上述直言不讳的表层教育，还要挖掘更为隐秘的深层教育意蕴。这要细究为什么选择火葬场而不选择其他葬场（比如土葬场），下面将谈及两大原因：一是出于火葬特质的考虑，二是出于宣传教育的考虑。

  前者要探究火葬区别于土葬的特质。土葬是把尸体完整地放于灵柩中下葬，长久地深埋地底，以另一种方式延续逝者的生命。而且，土葬能用雄伟墓体、附属建筑、珍贵随葬品等，来象征逝者生前的地位。

  火葬则不同，不管生前如何风光，“往火炉子里一推，一按电钮，立即变成骨灰。”不仅身躯不存，走得又快又彻底，而且骨灰体积相近，无法彰显权钱区别。

  正是因为火葬抹除了一切生命延续形式、高低贵贱之分，且颇具视觉上的冲击力，才更能给迷失者当头捧喝——争多少名利、捞多少钱财都是空的，人一死，一切都成了泡沫，不如勤勤恳恳地为社会做有意义的贡献，才不枉来世间走了一遭。

  后者要追溯到火葬和土葬的历史源流。在古代，人民深受“入土为安”、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”等观点的影响，土葬的比例远大于火葬。跟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民众思想的进步，出于节约用地、保护自然环境的考虑，火葬如今逐渐压倒土葬。

  但在提倡火葬的初期，农村居民特别是老一辈的农民，对用火葬代替土葬的倡议十分抵触。

  究其原因，不外乎在保守思想下对传统的坚守，在他们看来，入土方能感到踏实，若进入钢铁制作而成的焚化炉，肉体之躯化为一捧骨灰，和死于非命基本上没有区别。

  因此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，土葬说和火葬说争论不休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难分高下。

  传统难以一铲子消灭，土葬也难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根除，只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等方法，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农民的想法。显然，火葬场论是立足于社会情况的，即土葬说与火葬说争执不下的背景。

  支持火葬说，且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贯彻着火葬说，凭借这种教育方式，让更多人在耳濡目染下接受火葬，这正是火葬场论带来的深层教育。

  说支持火葬是有依据的。格外的重视耕地，曾在政协会议上，强调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，以深化全民的土地忧患意识，他指出：“土地资源状况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，影响着社会的每个方面，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。”

  况且，参加过帅孟奇、关广富、刘澜涛等同志的火化仪式，打心底里认同火葬说。

  谈到医院带来的教育时，说：“在那里不管什么人，一旦病倒住院，什么伟大设想、什么重要工作，都得放下。你才理解人最重要的还是身体，没有身体，其他一切无从谈起。”这强调了两点，一是“人最重要的还是身体”，二是“不管什么人”。

  剧中，周副市长躺在病床上，面对医生“长期的疲劳过度，由此而引起的亚健康状况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，绝不能再继续下去了”的劝说，勉强同意住院三天。但在工作来临之际，周副市长竭力从病床上起身，在外奔波劳累，最后竟在赶往会议地点的车上去世了。

  艺术来源于生活，在现实中这样的一种情况并不少见。诸多官员既不为小是小非争个不停，又不为捞钱财而贪污纳贿，而是埋头忙于政务，疏于锻炼，饮食不规律。

  并不强壮的身体加上超负荷的工作，他们病倒了，对所有工作都有心无力；部分官员甚至在病倒后放不下工作，坚守岗位，无休止地消耗生命。

  身体是一切的基础，生命才是最大的意义。不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，虽然没有损害官德，但在一点上和争得失、捞钱财有着一致性，即都无法为民干实事。

  毕竟，自己都倒了，用什么来服务人民、落实群众利益呢？无怪乎感叹道：“你才理解人最重要的还是身体，没有身体，其他一切无从谈起。”

  后者强调的是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。上述现状不局限于官员，所有人都是如此。20年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20%中国人患有慢性疾病，70%中国人有过劳死危险，76%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，存在着生命健康隐患。

  生命对每个人一视同仁，不因身外之物而区别对待，你如何对身体，身体便如何回报你。在谈天津卫生事业的发展时，深知建立起多少医疗硬件设施来治标，都不如提高民众身体健康意识以治本，因此，他发表了这一医院教育论。

  火葬场带来的是死亡的教育，医院带来的则是生命的教育，两者相辅相成，互为补充，以实践来引导人们死得其所，活出意义。从社会情况出发，挖掘生与死的教育，无论对当时社会还是当今社会，都是一剂良药。